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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丹热邮:「六四事件」学生无法退场的原因

April 28, 2017

王丹热邮:「六四事件」学生无法退场的原因

图片:王丹(AFP)
(说明:每年4月15日开始,都是中国的八九民运和“六四”镇压的纪念活动的开始。今年也不例外。作为当事人之一,我在社群媒体上分享了当年的那场学运,引来了很多网友,其中不少还是翻牆出来寻找真相的中国大陆的网友,的关切。他们提出了不少问题。釐清事实,见证历史,是我这个当事人最基本的职责,所以我收集了一些问题,将在这裡逐一予以回应。有相关问题的读者,也可以通过自由亚洲电台的王丹热邮信箱,向我提出。)

1.请问老师 ,当时的事件是有受到国外力量以任何形式在后帮助与操作吗?

答: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,完全没有任何国外力量在背后帮助和操作。为甚麽我这麽肯定呢?因为,“六四”之后,大批的学运组织者,包括我自己在内,被捕入狱,接受调查。以我个人为例,在整个运动时期,几乎每天的行踪,当局都有完整的记录,很多事情我自己都不记得了,但是预审官员都很清楚,可见当局对我和其他组织者,可以说是进行了彻底的清查。

我们都知道,中共最擅长抓住一点小事情,就把中国的反抗运动抹黑为“西方反华势力的操纵”,如果他们在如此全面彻底的清查过程中发现了任何一丁点的证据,说明我们和所谓国外力量有所联繫,你不难想像,当局一定会大作文章,广泛宣传,并列为罪证。可是,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去看1991年大审判的时候,当局对我的起诉书和判决书(可见我写的《王丹狱中回忆录》),裡面一个字也没有提到“国外力量”的问题。显然,当局投入那麽大的力量,用了一年多的时间,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,说我们的行为与“国外力量”有关。这等于从反面回答了你的问题。

2.纪录片说您是支持学生先复课的,可是最后运动还是被激进的领袖领导了。当时你们对如何退场是怎样思考的呢?有没有考虑过配合一下赵紫阳呢?或许可以和共产党博弈出一个好点的结果。但历史没有如果,学生合作也会冒着很大的秋后算账风险。通常越激进越容易得到大多数的支持,导致最后被最激进的劫持了所有人。面对强大的对手,想一下击倒对方不切实际,最后就是悲剧发生。

答:我完全同意你后半段话提出的判断,就是说,就算是学生在当年真的撤出了广场,真的作出了妥协,其实也没有人可以保证,事态就会完全平息下去,中国的局势就会稳定。认为学生撤离就天下太平,只不过是没有证据的臆测。

然后我来回答你前半段的问题:在学运发生以后,尤其是运动的后半期,一些主要的运动协调机构,其实一直都有在讨论退场机制的问题。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配合党内的改革力量,但是配合也需要对方能协同行动,遗憾的是,以赵紫阳为代表的主张温和解决学运问题的中共党内力量,不可能跟我们协同行动。因为当时的中共,完全是邓小平一人独裁的人治体制,赵紫阳虽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,国家军委副主席,但是邓小平一句话,就剥夺了他的决策的权力。赵紫阳等党内改革派儘管经过一再的努力,也无法推动邓小平等中共元老答应学生的任何一条要求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实际上在当时是没有妥协的空间的。因为即使我们这些组织者希望转换运动方式,但是如果学运的基本诉求完全得不到当局的任何一点善意的回应,我们的诉求也没有任何的合法性和说服力。结论就是,妥协是双方的行为,中共强硬拒绝抗议民众的所有诉求,不给妥协的可能留下任何一点空间,这才是导致学生无法退场的根本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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