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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与中国梦——《明报月刊》专访章立凡

April 27, 2017

中国与中国梦——专访章立凡
博谈网2017-04-28 00:14
来源: 明报月刊
作者: 陈芳
叶国威
梁世杰.

去年十一月,章立凡来香港出席本刊志庆酒会与座谈会,之后我们相约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一个详尽专访。章先生对中国问题、香港问题、国际形势侃侃而谈,观点独到、清晰,现整理成文。——编者

由《红楼梦》谈起

本刊问(下称“问”):《红楼梦》对中国社会有何启发?

章立凡(下称“章”):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小说,描述了一群贵族少男少女的青春梦。梦想是美好的,现实是愚蠢的,美梦也可能变成噩梦。中国梦是一幅政治蓝图,而政治蓝图不应是一个梦。早在中国梦甫出台之际,我即预言梦的概念不太适合作为政治家的施政纲领和发展蓝图,但现今中国不允许质疑中国梦的主题。大家时常将中国梦与美国梦相提并论,我认为是不恰当的。两者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,美国梦立足于美国的制度与环境,通过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取成功,这就是美国梦;中国梦则不然,它换了一个前提,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,才能透过努力奋斗获取成功。

中国梦或许能感动年轻一代,但却很难诱惑我们这些经历见证过一九四九年至今的一代人。中共承诺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,当年我们确实曾经憧憬过,可是结果为大家有目共睹,我们对现体制早已无所憧憬。整个二十世纪,中国人每隔几十年便会做一个中国梦:梁启超写《少年中国》,提出了他的中国梦;孙中山写《建国方略》、《建国大纲》,蒋中正发表《中国之命运》,也都是中国梦。中共亦曾描述过他们的中国梦,毛泽东用诗性的语言表述:“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,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,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”;改革开放初期,邓小平也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——小康社会。大抵每隔几十年,政治领导人就会向人民描画一幅美好的愿景。

问:言下之意是政治家的梦想实则乃不能兑现,只是一张空头支票?

章:我觉得在一开始设计中国梦时,也许每个政治家都自认为在他们的领导下,将能实现这些美好的蓝图。毛泽东亦大抵也是如此想法,1949年他自称“进京赶考”,想来其操胜券入京时,对未来具有美好的憧憬和想象,未必从一开始就想充当一个恶魔角色,蓄意使几亿老百姓因他遭殃。作为开国之君,他亦曾以雄才大略建功立业自许,未必全是浮夸的承诺。但是后来他变了,权力和国情也有令其生变的条件。

只是提出了需要解决的问题

问:现在的中国梦仍是习近平两年前所提出的中国梦吗?

章:问题症结就在被定义为一个梦,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,除了说要跟着共产党的领导之外,没有其他具体的路径和补充,教我们如何走进这个梦?有人说十八届三中全会(按: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)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提出了中国梦的路径,其实不然,只是提出了六十个需要解决的问题,当中可归结为一句话: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”。但历史的惯性是最大的前进阻力,如今依旧是政权支配一切。执政党打出令大家冀盼的旗号,最终仍是回归惯性。诸如倡言依宪治国、依法治国在先,后续的作为则南辕北辙,大家有目共睹、切身感受。现实如此残酷,政治人物许诺给人民的美梦,到头来令人民消受不起。

梦想往往隐喻着对现实的不满。一九三三年,胡愈之主编《东方杂志》,其新年征文的题目为“新年的梦想”,知识分子及各界人士踊跃投稿,描绘他们对未来的梦想,批判社会现实。其时正处于中国资本主义的“黄金十年”,我父亲身为左翼人士,他的梦是中国将来会出现“一个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”。一九四八年他又发表《二十年一梦》,借说梦表达对国民党执政二十年的失望:“我希望今后的二十年,至少应该和梦中的二十年一样美满。过去的二十年浪费了,我们还能再浪费二十年吗?”结果是求仁得仁,左倾革命建立了极权政体。不仅中国梦变了味,再浪费了不止二十年,连他在内的一大批左派左翼人士也被打成了“右派”。

问:现在的中共是一个只注重武器和钱的强国,余英时批评其为文化的弱国。依你所说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中国梦亦具有期待憧憬,怎么帮他们作正确认知?

章:现在的宣传是“缺什么补什么”,强调“文化自信”的背后,隐藏着严重的不自信。执政党长期摧残文化,“文革”更造成了文化断层,导致体制自身的文化缺失,也殃及子孙后代。在大陆教育体制下,学生如同标准化生产在线的产品,所有的规格与都是按预定程序设计,有一点自由思想、出轨意识者,就被当做不合格品淘汰,因为体制机器只需要标准件。我注意到一个现象:年轻人在学校时比较单纯,可能真是一个爱党爱国主义者,但一进入社会后,则一定会碰壁,因为学校所教授的理念与社会现实相悖离,所谓共产主义理想马上被现实生活粉碎。有些年轻人则从小就处于人格分裂状态,比如现在连幼儿园生、小学生都知道要给老师送礼,学校教你做人要表里如一,但是身教则相反。学生要认识现实,唯有在走出校门踏入社会时,重新进行与学校教育完全相反的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。

美国霸权与中国假想敌

问:可以跟我们谈谈美国霸权吗?

章:美国的制度肯定有其问题。福山曾发表《文明的终结》,认为美国式的民主最美好,不可能再有比它更优秀的新模式。可是这些年来,福山也开始转变立场,觉得美国的民主制度也出了问题。但我们就总体而言,民主可能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,虽然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,肯定亦存在各种问题。但它的优点在于具备修正错误、重新整合和自我完善的能力,比较之下,中国体制缺乏这种修复的能力。

谈及霸权,我们从不喜欢霸权,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反对两霸,一是苏联,一是美国,因为它们干预世界的事务太多,留下很多烂摊子,比如阿富汗、伊拉克,还有“阿拉伯之春”以后非洲出现的种种乱局,美国都应负上责任。推动美国干预诸多事务的背后原因在于利益,美国干预的这些地区拥有各种资源。每个国家制定国策都出于利益考虑,无异于人倾向利己,无可厚非。现时中国体制内部出现问题而急需一个假想敌,于是把矛头指向“美帝国主义的阴谋”,望能唤起国民爱国情绪,方便转移内部各种社会矛盾,使人民不要去恨体制与官僚。中共喜欢战时状态是有传统的,五十年代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进行社会整合,通过土改、镇反,实现社会一体化;通过统购统销控制了粮食、棉花等重要战略物资;通过三反、五反,在一九五六年控制了民族工商业权。回想起来,以上种种举措,不仅消灭了传统的文化精英,而且亦没有给农民真正的好处,所有资源被国家掌控,连同市场经济一并消灭。这些年经过改革开放,生产力确实有所提高,经济飞速增长,但是这些红利并没有被全民公平地共享,只是巩固了政府的霸权。

未得毛泽东真传

问:最近六中全会谈“习核心”(编按: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”),你指习总的任期会超过十年,何出此言?

章:因为已经没有退路,所以才走至这一步。大家时常将习先生与毛泽东作比较,认为二人很相似,我则觉得习先生未得毛氏真传。毛泽东在统治手法上最擅长借力使力,拨弄党内各派相斗,利用一派制衡另一派(例如利用高岗制衡刘少奇和周恩来、利用封疆大吏制衡中央领导层、利用中央文革制衡政治局等等),自己则担任仲裁角色,使所有错误都归于别人,自己总能安坐最高裁判者的地位。习先生则不同,不是利用矛盾,让各派系去互斗相争,而是事事亲力亲为,四面出击,两个拳头打人,结果把各种矛盾聚焦到自身。毛泽东玩弄权术出神入化,后学者即便学到形似,学毛也只学得皮毛。

问:学习权术好吗?有必要学吗?

章:我们当然是不喜欢权术,但解读中国政治,不得不详加分析研究。权斗场上只有你死我活。欲继续掌权而不改变路数,一旦落败会输得很难看。十八大以前,中国政坛是团派、上海帮和太子党三派“三国演义”式的动态平衡,本来按团派的部署,总书记当另有人选,由于上海帮的抵制,双方相恃不下,习先生又有太子党为后盾,得以荣登大位。有人认为他坐收了渔人之利,其实是祸福相依,权力“击鼓传花”,把一个烫手山芋丢到了他手里。现时整个官僚体制,是一个与他对立的关系,现在反贪腐快到第五个年头,贪腐在中国是高潮与低潮的分别,不可能从制度上根本杜绝,其因在于一党专政下没有真正的第三方的监督,不论是议会抑或舆论监督都不存在,只靠中纪委自纠自察,有选择的反贪掩盖不了权力斗争的本质。

上海帮被反贪腐运动削弱以后,开始清算团派,如是则由“三国演义”变成“楚汉相争”,走上“一统江湖”的路数。近几年,太子党的内部也发生分化,金融是太子党的传统领地,但也遭到整肃,“不打横炮”、力挺“自己人”主政的共识渐成过去式。总而言之,三个主要派系都不是习先生的坚强后盾,他只能自己去重组一个班底。当年毛泽东有气场,能吸纳五湖四海的人来为自己抬轿,如今这种局面没出现。自立门派的“习家军”,用人圈子小,多系同乡、同学、旧部、旧识,这批人原先的职位普遍不高,忠诚度难以鉴别,且鲜有在中央全面工作的经验。这些徒众是否武林高手?有无能力维护江湖霸主的地位?

“号令不出中南海”的局面很难改变,其因在于政治体制:腐败已成为国家机器的润滑剂,踏进体制就是为了升官发财,你不让我发财,我亦不为你做事;不干事就没有错,所以大家都不做。体制运转的速度愈来愈慢,近于停摆。

去中国化与去中共化

问:现在常常说去中国化,台湾有台独,香港有港独,有人说去中国化实际意义是去中共化,台湾和香港的年青人自然而来地从心底而来抵触中共,你有何看法?

章:两岸三地的政治人物,与青年一代不是同一类人。新生代是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,其知识结构、思维模式,都有互联网时代的特征:如同网上购物,年轻人会率性地根据直观印象去选购商品,其思维模式可能倾向碎片化,不一定有严密的逻辑和理性。互网联让人成为自媒体,更多地带有张扬个性乃至自我表演的成分,与反个人主义、提倡集体主义的中共政权容易产生冲突,究其原因,是两者没有共同语言可以沟通。

孙隆基的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指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,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,这个一个较为极端的比喻,但触到了重点。六四事件就是杀子文化的例子,你不服从就是忤逆,就是乱臣贼子,家长就要家法从事。现在政治领导人对于年轻人的态度,源出一辙。

尽管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尊重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利,但香港独立不可能成功,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,香港的各种资源都是从大陆输出,香港有没有条件在中共的体制下独立?过去在大陆刚开放的时候,是大陆需要香港,现在大陆已经不太需要香港了。香港能成为亚洲金融中心,是因为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后闭关锁国,使上海丧失了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,香港始能取而代之。如今上海已在努力经营,香港的地位今非昔比,中共更不在乎香港的自由民主。香港这些年的变化就像一个变脸过程,只是双方还没有完全撕破脸。过去卿卿我我谈情说爱,把你哄上床;如今则予取予求,任意实施家暴,还不许你提出离婚。陆港这桩婚姻的前景如何?此时仍在长期博弈中,谁改变谁还很难说。历史巨变的洪流中,思想文化也随之流动。近代以来,香港一直向大陆输出新思想、新理念,改良和革命的思潮皆经由港粤北上,文化北伐的流向,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仍绵延不绝,各种普世性的社会文化理念,通过香港的平台向大陆播迁,港人无须自暴自弃。

决绝对抗未必是唯一选择

问:你是在这个政权下成长,为什么在青年时代已经有反恶爸的意识?

章:我的前半生长期遭遇洗脑,但对洗脑的说教时常质疑,主要是得益于我父亲在独立思考方面的言传身教,但真正的思想解放还是在八十年代。关于促使年轻人在政治上成熟,我有过一点亲身体验。六四事件前我曾经是学生和政府之间的调停人,最终调停以失败收场。学生要政府承认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,同时承认《人民日报》根据邓小平的旨意所发表社论《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》是错误的;如同孩子要家长承认他们是好孩子的同时,还要家长承认他自己是一位坏爸爸,前者尚有妥协余地,后者则注定使整件事以失败告终。痛定思痛,政府与学生都是同一种革命化教育模式的产物,都认为自己绝对正确、对方绝对错误,习惯于成王败寇的思维,拒绝妥协与共存。

互联网时代来临后,日本学者大前研一预言的“低智商社会”已经出现。互联网的优点是呈现多种的意见和分析,缺点是缺乏逻辑思维,思考呈碎片化,容易发生群体冲动;本意希望解决问题,最终却从立场上毁掉双方,连同改革的希望都被毁掉。现在香港年轻人提出港独,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的表达:家长很霸道,我要离家出走,但实际上未必具备可操作性。

我觉得年轻人要找到一种既能表达意见,又能实现自己主张的方式,决绝对抗未必是唯一的选择。从政治而言,改变需要步骤,没可能一次成功,不可能通过离家出走而令家长屈服。返观香港,我觉得年轻议员留在立法院继续发言,总比宣泄情绪的行为艺术有意义,现在则是捡一颗芝麻,把西瓜丢掉了,毕竟立法院的任期比宣誓重要,这是一个基于政治常识的基本判断。更重要的是,前辈的政治人物们需要与年青人有一个对话的平台,也许是立法院就是平台。这个社会将来是属于年轻人的,老年人终将引退,年轻人必定会登上舞台,掌握香港未来命运的还是年轻人。老年人必须认识到这一点,要给年轻人空间。

《明报月刊》2017年4月号

(陈芳、叶国威访问;梁世杰整理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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